周统建
南京林业大学教学评估办公室、高等教育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37
摘要：农林“双一流”高校厚植生长型政绩，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战略举措。生长型政绩以敬畏生命、尊重规律为核心要义，着力实现从指标导向到使命引领、从速效型评价到生长型评价、从工程速成到生态涵养的范式转换。在实践进路上，应构建尊重人才培养规律与学科节律的生长型评价体系，创新扎根田野的有组织教学科研模式，完善面向未来发展的生长型制度生态。厚植生长型政绩，本质上是将政治要求转化为学术逻 辑、将价值理念沉淀为制度习惯的深层变革，其根本落脚点在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农林“双一流”高校唯有 立足学科特质，将这一变革内化为办学治校的自觉行动，方能在特色发展中实现质量与内涵的共生共进。
关键词：生长型政绩；正确政绩观；农林“双一流”高校；
一、引言
十五五时期，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等中央重要文件，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舵”[1]。202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明确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2]。国家这一系列顶层设计深刻揭示了政绩观本质上是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干事创业中的集中投射，直接决定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与成效。
高等教育领域同样绕不开政绩观这一深层命题。“当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制约学校发展、教师成长、学生成才的核心瓶颈，已不再是资源供给的不足和先进教育理念的缺失，而是政绩导向的偏航”[3]。这一判断精准地抓住了当前高校治理的症结。事实上，部分高校干部存在的重显绩轻潜绩、重形式轻实效、重数量轻质量、重局部轻全局等现实偏差，其背后正是长期以指标排名、项目数量、平台层级为中心的政绩评价惯性在起作用。农林“双一流”高校在这一背景下处境尤为复杂。一方面，作为支撑教育强国与农业强国建设战略目标的重要结合点，农林“双一流”高校肩负着培养高质量农林人才、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使命。[4]另一方面，在以论文数量、项目级别、学科排名为核心的传统评价体系中，农林学科因其长周期性、地域性和应用性特征，往往处于相对不利的竞争位置。这种矛盾促使农林双一流高校的治理者必须回答“如何确立一种既符合农林学科发展规律、又能担当国家战略使命的正确政绩观”问题。本文尝试提出生长型政绩新概念，试图为农林“双一流”高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一种兼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指导力的分析框架。
二、农林“双一流”高校厚植生长型政绩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战略举措
（一）生长型政绩是正确政绩观的农林教育表达。生长型政绩是农林高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基于自身使命与现实困境所进行的理念创新。农业生产与植物培育从来不是标准化、流程化的工业制造，而是选种、培土、灌溉、养护的持续投入，是尊重阳光、水分、土壤等客观条件的漫长守候，是春华秋实的自然周期。将这一隐喻升华为政绩理念，意味着把办学治校视为一种有机体培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厚植一词既指向农林学科深耕土壤的本行本色，也指向政绩生成需要长期涵养、不可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生长型政绩的本质规定性，可从以下三重维度加以理解。其一，生长型政绩是扎根的政绩。政绩必须扎根于国家战略需求、扎根于学科发展规律、扎根于师生真实成长。一所农林“双一流”高校最终能给国家交出什么样的答卷，不仅要看它攻克了多少技术难题，更要看它培养出了什么样的人。其二，生长型政绩是有节律的政绩。不同学科不同类型成果有不同的生长周期，作物育种需要十余年持续攻关，生态修复可能跨越数代人努力，一名真正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高素质农林人才从专业入门到独当一面，同样需要长期实践淬炼。生长型政绩反对用一刀切的指标衡量所有学术产出，反对将人才培养压缩为标准化、快节奏的工业品生产。其三，生长型政绩是可生长的政绩。当下政绩应当成为未来发展基础，是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这就要求治理者必须正确处理显性业绩与潜性业绩、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干事作为与为民造福、干部晋升与群众口碑四对关系。生长型政绩观的深层指向，在于完成农林“双一流”高校政绩价值坐标的重新锚定。当我们将育人质量、学科根基、社会贡献等潜性业绩置于评价体系的中心，当我们用百年树人的长周期视角衡量办学成效，当我们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作为学术追求，正确政绩观便获得了极具农林特色的实践形态。归根结底，生长型政绩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即能否为农业强国建设持续输送一批又一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素质农林人才。这是生长型政绩的核心标识。
（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根基与生长型政绩的学理定位。生长型政绩并非无源之水，它根植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理论，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管党治党经验，回应推动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思想底蕴，为各领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从理论内涵看，这一体系可从五个维度加以把握。一是价值论维度，坚持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二是认识论维度，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创业绩；三是方法论维度，坚持真抓实干，以实干出政绩；四是评价论维度，坚持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检验政绩，以实绩实效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五是发展论维度，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5]。这五个维度相互支撑，并在深层结构上形成了更为严整的体系。在价值论维度确立人民至上的价值坐标，在本体论维度构建政治统领、发展质量、实践检验、群众感知和历史赓续的多维评价体系，在方法论维度形成全周期动态实践论和系统平衡辩证观的协同推进机制[6]。将生长型政绩置于上述理论框架中审视，其学理脉络便清晰可辨。从价值论看，生长型政绩将“造福人民”具体化为为农业强国建设育人育才；从认识论看，它强调尊重农林学科特殊规律，拒绝用统一模板裁剪多元学术实践，回应了按规律办事的内在要求；从方法论看，它主张厚植根基、深耕田野、注重涵养，以慢功夫求真实绩；从评价论看，它引入多元利益主体评价，特别重视基层农业从业者的获得感，使人民检验从抽象原则走向具体操作；从发展论看，它追求的是可积累、可再生、可持续的学术生态，使当下的政绩真正成为未来发展的阶梯。由此可见，生长型政绩并非另起炉灶的概念发明，而是正确政绩观理论框架在农林高等教育领域的学科化表达与创造性转化。它为农林双一流高校破解评价焦虑、回归育人本位提供了一种兼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指导力的政绩哲学。
（三）农林“双一流”高校生长型政绩的现实检视。以生长型政绩的尺度反观现实，农林双一流高校的政绩观状况呈现出使命引领与现实偏差并存的复杂图景，这构成了厚植生长型政绩的紧迫性所在。从应然层面看，农林“双一流”高校的战略定位内在地要求一种生长型政绩观。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高等农林教育体系作为支撑教育强国与农业强国建设的战略结合点，肩负着培养知农爱农新型人才、推进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使命[7]。农林学科具有鲜明的长周期性、实践性和公益性特征，一项作物品种的培育往往需要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持续攻关，一个生态系统的修复可能跨越数代人的努力，一名真正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高素质农林人才从专业入门到独当一面，需要长期实践淬炼。这种人才培养与科研攻关的双重长周期特征叠加，共同要求治理者必须具备超越短期考量的战略定力，尊重学科发展的内在节律，注重根基培育而非表面繁荣。然而，在我国高等教育排序竞争的总体格局下，农林双一流高校同样面临政绩观扭曲的现实风险。部分高校干部中存在的“重显绩轻潜绩、重形式轻实效、重数量轻质量、重局部轻全局”等偏差[8]，在农林院校有着不容忽视的具体表现。在科学研究方面，追求短期可量化的论文指标而忽视育种育苗、技术推广等需数十年积累的长期贡献，并非个别现象；在人才评价方面，以人才称号多寡论英雄，轻视那些扎根田间地头、默默奉献的实干家，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教师服务基层的积极性；在资源配置方面，资源优先投向见效快的领域而挤占基础性、长线性研究空间，使得一些关乎学科长远发展的冷板凳领域后继乏人。尤为值得警惕的是，当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被简化为就业率、考研率、竞赛获奖数等短期指标时，教育最核心的涵养功能便被悄然消解，学生是否真正形成了对“三农”事业的认同与坚守，是否具备了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这些真正决定培养质量的关键要素，反而在评价体系中失语。上述问题之所以在农林院校更加凸显，深层原因正在于农林学科的生长节律与速效型评价体系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当十年磨一剑的学术逻辑被迫嵌入一年一考核的管理框架，政绩观的偏差便不再只是观念问题，而成为制度环境的必然产物。
三、农林“双一流”高校厚植生长型政绩观的核心要义
（一）价值坐标从指标导向转向使命引领。厚植生长型政绩第一重要义在于重新校准政绩价值坐标，将办学治校的根本目的锚定于国家使命与育人初心。各项评价指标本来只是衡量办学水平的手段，但在实践中有时甚至异化为驱动办学目的本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对农林“双一流”高校而言，造福人民的最根本途径是服务国家粮食安全、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需求。农林“双一流”高校必须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所培养的人才，不是仅仅掌握专业技能的技术人，而是心怀国之大者、愿意把自己的事业安放在田野山林之间的新农人。这一使命陈述揭示了农林“双一流”高校政绩价值的最终归宿，不是论文影响因子，不是学科排名位次，而是为农业强国建设贡献了多少核心技术、为乡村振兴输送了多少优秀人才、为生态文明提供了多少科技支撑。从指标导向到使命引领的转换，并非否定评价工具的必要性，而是重建评价的价值秩序。政治统领、发展质量、实践检验、群众感知等多维评价体系，为这一重建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在这一体系中，反映国家使命担当的指标应当获得更高的权重，体现长期积累效应的成效应当被充分认可，直接受益的基层群众应当参与成效的判断。毕业生的长期发展质量、在涉农行业一线的稳定从业率、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贡献度，应当比毕业时的就业率等短期指标获得更重的分量。这便构成了生长型政绩价值的逻辑起点，即政绩的生长性，最终体现为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实质性贡献力与回应度。
（二）思维范式从工程速成转向生态涵养。厚植生长型政绩的第二重要义在于从根本上转变办学治校的思维方式，摒弃急功近利的工程速成冲动，确立尊重规律、耐心涵养的生态思维。当前高等教育治理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将复杂的办学实践简化为可拆解、可量化、可考核的工程任务，进而产生急于求成的速成冲动，这是一种典型的工程速成思维。“后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亟需推动了比学赶超型政策议程”[9]。在比学赶超逻辑的支配下，快速发展、跨越式发展成为一些高校的战略选择，并且写进了学校五年发展规划。然而，农林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工程思维容易导致水土不服，农林“双一流”高校学科根基的夯实、学术传统的形成、人才梯队建设，无不需要时间的沉淀与耐心的涵养。一名合格的农林人才，其专业知识的消化吸收、实践技能的反复锤炼、对“三农”事业情感的生根发芽，都不能靠压缩饼干式的速成培训来达成。教育的生长与作物的生长遵循着相似的节律，错过了季节便需要再等一季，拔苗助长只会带来表面的繁荣。生态涵养思维则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框架，将学科建设理解为一种知识生态体系的培育过程。在这一生态体系中，强势学科与弱势学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教学与科研、传承与创新之间并非简单的竞争替代关系，而是共生互促的有机整体。教学与科研这对常被置于对立位置的关系，在生态思维框架下恰应是共生互促的典范，高质量的科研为教学输送前沿内容，扎根实践的教学则为科研提出源自田野的真问题。高校必须不断创新发展模式、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高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10]。这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生态涵养内在逻辑的核心理念，也是生长型政绩观在本体论上区别于传统政绩观的关键所在。
（三）评价理念从速效考核转向生长评价。厚植生长型政绩的第三重要义，在于确立与学科节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相匹配的评价理念，克服速效型评价的结构性弊端，为十年磨一剑的学术追求和百年树人的育人事业留出制度空间。评价体系具有强烈的导向功能，如果评价尺度不改变，政绩观念的转变就难以落地生根。速效型评价体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特征。一是周期短，强调年度考核、中期评估等时间节点；二是指标硬，偏好可精确量化的论文、项目、奖项等硬成果；三是重终期评价，关注最终结果而忽视过程的积累效应。这种评价方式对于周期短、产出快的研究领域或许适用，但对农林学科的许多重要贡献则构成系统性的不公，如一个历时15年培育的优良品种、一项耗时数10年积累的长期生态观测数据，在速效型评价中很难获得与其实际价值匹配的认可。一名毕业生是否真正成才，往往需要毕业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做出准确判断，而现行的评价却几乎全部集中在在校期间的短期指标上。与之对应，农林院校要推进的生长型评价的建构则应当体现三个原则。一是全周期原则，开展评价的时间尺度应与学科发展周期相匹配，为长线研究提供稳定的预期和持续的支持，也为人才的长期成长留出充裕的涵养时间；二是全维度原则，农林“双一流”高校的高质量发展既需要深化学科专业建设，强化有组织的教学科研，着力推进内涵式发展，也需要积极对接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林院校的政绩评价体系因而应当完整反映这些多元贡献；三是全要素原则，生长型评价不仅要评价产出，更要关注投入的质量、过程的严谨及其对学科生态的涵养效应，人才培养要关注教学投入的深度、师生互动的质量、学生能力增值的幅度等过程性要素。这种评价理念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改进，更是一种政绩观的深层革新。有学者提出综合实践课程的生长型评价概念，主张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同伴评价融合基础上，升华出教师的整合评价，继而进行循证分析，形成新的评价基础和综合实践课程设计基础，着力构建师与师、师与生、生与生之间互生互融的关系共同体，并逐步形成开放式螺旋上升”[11]。这一思路对于建构生长型政绩评价具有借鉴意义。
四、农林“双一流”高校厚植生长型政绩的实践进路
（一）构建契合人才培养规律与学科节律的生长型评价体系。什么样的评价催生什么样的政绩行为。农林双一流高校厚植生长型政绩的首要进路，是构建一套尊重农林学科特殊规律的生长型评价体系，而这套体系必须把人才培养质量及其长期社会贡献摆在更突出的位置。第一，建构差异化分类评价制度。农林“双一流”高校内部学科类型多样，不同类型的学科有不同的成果形态和研究节律，应当在“双一流”建设统一要求下分类施策。比如，基础研究类学科侧重同行评议和原创性贡献的长期检验，应用研究类学科将推广面积、技术采用率、农民增收贡献等纳入核心指标，涉农人文社科类学科关注政策影响力、智库贡献和文化传承价值。人才培养评价维度同样需要分类，如对教学型教师侧重课堂教学质量、学生能力增值和毕业生长期发展跟踪，对科研型教师将研究生培养质量、青年学术骨干成长纳入核心考核。高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评指标的设置要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在实际操作中要充分肯定不同高校的办学特色”[12]，这一原则对学科建设和教师评价同样适用。第二，建立长周期与过程评价机制。农林学科许多重大成果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持续攻关，现行3-5年评价周期很难公允衡量其价值。农林“双一流”高校应在正常评价基础上探索设立10年以上的长线追踪评价机制，对长期从事育种、生态定位观测等工作的团队给予持续性支持，不以短期产出论成败。在人才培养领域，应同步建立毕业生长期发展追踪机制，系统记录毕业生5年、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职业发展轨迹、行业贡献度和社会影响力，将这些长期数据而非毕业率、就业率等即时性指标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政绩的核心依据。要实施过程评价，建立科研与生产过程积累档案，将人才培养的过程性证据一并纳入评价视野。“产教融合评价中，也应基于产教融合的内涵及其机理进行长期追踪”[13]，这同样适用于农林“双一流”高校人才培养成效的评价。第三，推行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评价。农林“双一流”高校的办学成效最终要由服务对象来评判。服务对象不应只限于学生、家长、用人单位和广大农业从业者，还应当把地方政府、涉农企业、种养大户、合作社负责人等一并纳入评价主体，这一类群体对人才好不好用、技术落不落得了地、社会服务有没有解决真问题，有着最切实的体验。在人才培养评价中，尤其要重视用人单位和农业从业者的声音，这些群体最清楚毕业生是否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否对“三农”事业有真正的认同与坚守。将这些群体的满意度凝练为“评价获得感”并作为衡量办学政绩的“硬指标”，才能倒逼评价从圈内自说自话的闭环里走出来，使生长型政绩扎根于田野实践的需求反馈之中。
（二）创新扎根田野的有组织教学科研模式。农林“双一流”高校厚植生长型政绩的关键举措之一，是创新教学科研组织模式，推动有组织教学科研真正扎根田野、回应重大需求，把人才培养链条与科研创新链条有机铆接在一起，让学生在参与真问题、真研究、真推广的过程中完成从“学农”到“务农”的身份转变，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14]。第一，面向国家战略构建交叉融合科研集群与育人体系。当前种业振兴、耕地保护、智慧农业等重大问题高度综合，单一学科难以有效应对。农林“双一流”高校应发挥学科门类相对齐全的优势，围绕重大主题构建跨学科、跨学院的科研集群。这些集群不应只是研究人员的聚合，更应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开放平台，让学术传承在真实科研攻关中自然发生。以南京林业大学为例，学校在林木遗传育种、生物质资源高质化利用等领域形成突出集成攻关能力，这些集群同步成为高质量农林人才培养高地，研究生在校期间深度参与国家重大项目，毕业后迅速成长为行业技术骨干。这种集群式科研是基于共同问题意识的有机整合，为“科研育人”提供了制度化支点，打破了传统学科壁垒和教学科研“两张皮”壁垒，真正做到了“以正确政绩观正方向、以自我革命弦破难题、以实干实绩验成效”[15]，第二，构建从实验室到田间的全链条创新与育人体系。农林科研成果的价值最终要在大田里、牧场中得到检验，然而当前农林“双一流”高校存在明显的实验室偏好，从事技术推广、成果转化和实践教学的教师常被边缘化。农林“双一流”高校厚植生长型政绩，就是要打通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推广应用、产业服务的全链条，同时向人才培养端敞开，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在从实验室到田间的往复循环中获得实质性提升。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生态改善检验科研价值，用学生的实践能力、行业胜任力和长期职业发展检验育人价值。对于从事技术推广与社会服务的教师而言，“把精彩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一类真政绩要纳入考核框架，成为与学术发表等量齐观的硬性依据。第三，与县域和乡村建立深度共生的伙伴关系。农林“双一流”高校应选择一批农业大县、特色产业县、生态功能区，建立长期稳定的校地合作关系，将科研选题、人才培养、技术推广嵌入地方农业发展的真实场景。这种嵌入对人才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是在与农事打交道、与农户打交道的过程中一寸一寸生长出来的。中国农业大学等农林“双一流”高校设立的科技小院正是连接学术前沿与群众需求、连接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的制度纽带，使人才培养过程天然嵌入国家战略需求之中，而非脱离实际的象牙塔工程。
（三）完善面向未来发展的生长型制度生态。农林“双一流”高校厚植生长型政绩，归根结底要依靠制度的力量，形成有利于潜绩、有利于长线投入的生态。这一制度生态的核心功能，是让那些愿意在人才培养上花笨功夫、下慢功夫的教师和干部获得制度性的安全感和价值认可。第一，完善领导班子任期责任与政绩考核制度。应当将学校发展战略的连续性、人才梯队的建设成效、特色学科的比较优势等反映长期治校成效的指标作为领导班子考核重要内容，尤其要将人才培养质量的长期趋势、毕业生社会声誉的变化纳入核心考核视野，防止因任期因素导致的短期化行为。农林“双一流”高校要践行“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画到底”的理念，建立健全离任交接与发展延续机制，确保人才培养改革和学校事情发展不会因领导更替而推倒重来。第二，建立青年教师和潜力学科的成长扶持制度。衡量一所学校的政绩，关键不是只看获得了多少项目，而更重要的是看留下了怎样一支队伍。青年教师是学科未来，也是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农林类双一流高校应当设立青年学者长周期支持计划，有条件的学校应为优秀青年教师提供6-8年免考核的稳定支持期，使青年教师在教学上敢于投入、在育人上敢于深耕；应设立潜力学科培育基金，对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弱势的学科方向给予专项扶持；还应设立“教学型教授”“推广型教授”“教学专长型”等专门通道，使那些在人才培养一线做出卓越贡献但论文产出不突出的教师同样能获得职业发展的光明前景。第三，营造允许十年不鸣、鼓励一鸣惊人的学术文化生态。农林“双一流”高校不仅要尊重科研的长周期，同样要尊重育人的慢功夫；不仅要宽容科研的失败，同样要宽容教育探索的不完美。应当大力宣传和表彰那些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学者典型，也应表彰那些几十年如一日坚守教学一线、把一批批学生培养成行业栋梁的教师典型；应减少急功近利的成果展示，增加深度研讨、田野工作交流等学术含量更高的活动，同时恢复和强化教研室、教学团队等基层教学组织的教研功能，让教师之间的教学切磋、经验传承重新成为校园日常。当生长成为农林“双一流”高校文化的精神基因，当“把人才培养当作百年大计”成为全校上下的集体自觉，生长型政绩便从外在要求内化为行动自觉。
参考文献
[1]柴宝勇. 以正确政绩观锚定奋进方向——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J]. 人民论坛, 2026, (06): 6-10.
[2] 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EB/OL]. (2026-02-23)[2026-05-01]. 新华社.
[3]刘莉莉.以正确政绩观重构教育生态[J]. 中小学管理, 2026, (04): 1.
[4]构建高质量农林教育体系开启新农科建设新篇章——《全国新农科建设进展报告(2023—2024)》正式出版[J]. 中国农业教育, 2024, 25 (06): 98-99.
[5]刘建军, 梁天卓.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理阐释[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5，（06）：10-13
[6]赵红灿. 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学理思考[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7 (05): 31-46.
[7]宋微.从资源配置视域推进农林“双一流”高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J]. 教育教学论坛, 2024, (40): 105-109.
[8]徐海楠. 高校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现实偏差与机制优化[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6, (05): 21-24.
[9]肖瑜, 刘振天. 政策视域下我国高等教育排序竞争：内涵、成因与省思[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5, 43 (04): 29-40.
[10]赵平. 高校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思考[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9, (08): 7-9.
[11]孙刚成, 徐艺心. 综合实践课程的生长型评价：逻辑与路径[J]. 教育与教学研究, 2021, 35 (08): 43-56.
[12]陈章龙. 高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评机制研究[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0, 29 (03): 93-98.
[13]黄淑成, 刘凯莉, 王学兵, 董海聚, 贺秀媛. 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背景下农林高校产教融合创新发展路径探索[J]. 高教学刊, 2023, 9 (02): 37-40.
[14]丁元竹. 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理论根基与考核评价体系构建[J]. 行政管理改革, 2026, (02): 23-32.
[15]邓海龙. 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十五五”时期党作答“四个之问”的场景、逻辑与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 10 (02): 103-115.
作者简介：周统建，南京林业大学教学评估办公室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教学评价、高等教育发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