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人员可以明明白白地选错人，但教授们却可以稀里糊涂地选对人；如今与其谈“教授治校”，还不如谈“教授治院”；我们要在好大学树立院长比校长还要牛的理念；行政岗位有专业化，不一定都要教授才能做副校长。 关于上述与行政评价和学术评价的相关观点，就是本文的一些精彩观点。更多精彩内容，还请您仔细阅读。 非常荣幸能够在论坛中发言，今天分享的题目（行政评价与学术评价——编者注）是会议安排的。 这个题目对我来说比较特殊，因为我曾经以为自己想明白了，也曾经给人家写过这样的文章，以为我自己相通了，但后来别人又给我提出过反证，我看了他（她）的论证觉得也有道理，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明白不明白。这就是事物的复杂性。 所以我在今天的分享中提出一些问题，咱们一起从三个方面讨论一下。 01 “唯”与“不唯”之间 第一个就是“唯”与“不唯”的问题。 大家知道总书记提出了克服“五唯”顽瘴痼疾，陈宝生部长在今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也谈了，要把教育评价改革作为最硬的一仗来推进。实际上就是在“唯”与“不唯”之间做好平衡。 什么叫做好平衡？有人就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你不“唯”论文，那你“唯”什么？“唯”不行，但“不唯”又怎么办，你没有论文也不行。 说实在的，克服顽瘴痼疾的难点就在这里。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当然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也涉及到教师评价，如何评、谁来评的问题，大家都明白，我就不在这里详细阐述了。 但方向是以“唯”为起点，在“不唯”上找出路。 我想展开的另一个方面是说，制度实际上是有双重作用的。 我们过去老是一讲改革就是放权，就是给你自主权，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到制度是有约束作用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制度具有激励和约束双重作用。 即在未来的发展中，特别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首先需要制度有一定的刚性，就是权力要放入笼子里，但为什么我们会走向以行政主导的评价？就是因为当制度没有刚性的时候，很多理念虽然很好，但没法操作，看上去很美，没法实施。 刚才说了“唯”不对，所以我觉得，第一步是先要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制度刚性；再往前发展的时候，如果这个刚性有问题了，我们就修改刚性，也就是修改制度，但我们首先还是要遵从制度，依法依规治教。 这也是在改革中为什么出现很多问题的原因所在。由于时间关系，我在这里也不细谈了。 “五唯”首先是行政懒政。 比如说第一学历的问题，第一学历有没有道理呢？肯定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经历过高考，进到了一个很好的学校，绝对是反映了你一定的智力水平和一定的奋斗精神，甚至是身体状况。 但是，“唯”第一学历可能更适合于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型国家。对处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我们这个大国而言，“唯”第一学历可能就会把很大一部分农村孩子都排除在外了，因为他们没有太好的条件参加什么补习，晋级都是一步一步完成的。 然而，不仅是我们学校行政部门，也包括其它各个行业的人力资源部门，仍然会有这种懒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学毕业生那么多，总体来说通过第一学历来录取还是比较简单的，这就产生了“唯”学历的问题。 但这种情况也不能简单归为懒政，而有个选人的依据问题。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高校如果要引进一个教师，由行政选人和由教授选人会产生各种可能性，有种可能性就是行政明明白白地作了一个错误的选人决定，比如说人事部门选人，要算你的指标：他为什么选你当教授，不是看你发表文章的内容，而是看你有没有发过某级刊物上的论文，但这些数据其实也可能是虚假的，比如说两个人关系不错，那就帮你弄几篇文章，事实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新闻； 而教授选人重视口碑、声誉，比如说在学者共同体内，我们几个学者都共同认为，某某同志是不错的，某某同志来到这儿工作以后，果然也是不错的，但他（她）在行政那边，就有可能因为不够条件而被卡住。 所以行政选人和教授选人有可能出现行政明明白白地选错人、而教授糊里糊涂地选对人的情况。当然，也可能出现相反情况，这就是它的复杂性。 我们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我为什么要建议有的时候要增强一点制度刚性，就是因为当人情大于原则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 02 大学的学者共同体特征 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的行会模式。 几个教授联合成立了学校，没有单纯的行政人员，也没有单纯的全职校长，大家的权利是一样。 所以，在最开始，应该说“教授治校”是一个学者共同体的模式，教授的权利是一样的，有一定的协商机制和表决机制，这就是最初的“教授治校”。 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知道这种共同体依然是存在的，大家依然有共同的利益，但是协商机制可能就不存在了。 因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像现在咱们国家，很多大学都是万人以上的规模，学校的职能增多了，教职员工的数量增多了，教授也开始成百上千了。此时，再谈“教授治校”也确实不现实了，因为没法实施实现。大家怎么协商？众口难调。 大学的学科也出现了分化，也出现了校长、出现了行政人员，市场也开始介入了。 我曾经讲过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现在到了一个“说什么都对”的时代，多元化是我们未来的特征，但对于一所学校而言，这可能就带来难题，比如大学的几大职能该如何分配，加上学历高的人也比较会辩论，大家相互说服不了对方。 所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教授治校”是不现实的，于是逐步过渡到了“教授治学”。 我们现在的提法是“教授治学”，但是“教授治学”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教授治校”是大学诞生之初的重要特征，如果没了这个特征，那么如今“大学”这种机构变成了什么？ 尽管社会对大学的影响因素在不断增多，但维护大学与外界的边界及内部学术与行政边界的努力仍很重要。大学要对外适应社会，对内遵从教育规律。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定要认清我们高校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我们不是我们自己了，我们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具有自己的社会职能。 从党的十七大报告到十九大报告，有关教育的表述都是放在民生部分、放在社会建设部分下面的，而过去有关教育的内容有放在经济、科技、上层建筑部分下面的，如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 大学为了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职责，需要借鉴市场规律、行政规律等，但我们必须有自己的规律，因为我们的学校组织是不可替代的。 就是说，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只有遵循了教育规律，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能和使命； 就是说，首先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还得是我们自己。 那我们该怎么办？ 03 我们需要探讨“学者共同体”的实现方式 我们现在谈“教授治学”是有一定道理的，是把教授的“治校”窄化为“治学”职责。 既然能“窄”，能变通，那么是否可以思考有没有其他的变通方式呢？ 现阶段，大学发展需要整体战略规划发展，但每个教授对自己的专业非常了解，却对学校战略可能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将“教授治校”缩小到“教授治学”。 我们是否需要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呢，如将“教授治校”下移到二级学院，变成“教授治院”？ 这是有现实依据和实现可能的，二级学院层级与学术的关联最为直接和密切，在这里，“教授治学”与“教授治院”意义相近，教授对自己专业领域的人相对更加了解一些，也认识更多，可以让教授管理他们更加熟悉的专业院系。 但这就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到底是“大学办学院”，还是“学院办大学”呢？ 其实这两种思想都有道理，没有一个是绝对的正确，我也不知道正确的答案，可以都有尝试。 但我们可以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思考：一些学校可以遵循一种方式，另一些学校可以采用另一种方式，这样我们是否可以构建新型的教授共同体，比如在二级学院？ “教授治学”和“教授治院”的含义是很接近的，在二级学院中可以设立“教授会”； 另外，咱们大家知道同行评议制度确实是一个好的制度，我们自己的同行，谁有水平没有水平，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大家都有一定的共识了。但既然是一个好的制度，我们为什么就不用这个制度呢？ 因为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人情，也可能会出现某个学院有人占山为王、排挤别人，我们在调研过程也发现出现过这种情况，比如说很多学校将评职称的权力下放到二级学院，年青的教师就需要去和资深的教师拉关系，否则就评不上。这需要有平衡和监督机制，需要让原则大于人情。 现在高校的行政权力比较大，许多教授都想当“官”，因为现在官当得越大，自由程度就越高。 现有体制下如果想当校长，那肯定要经过很多职位历练，等到当上校长了，人的锐气也就被磨平了。 大学管理重心下移，学院的地位上升，但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学科群建设的责任在大学。今后在好大学，要出现院长最牛（世界一流）的局面。现在讲“双一流”，我们应该树立院长最厉害的意识，如果可以把自己的学院、学科带成世界一流，那么当不当校长也就不重要了。 院长不设定行政级别，由教授会民主推选，学校任命，以规避逐级提拔模式，使大家把精力用在做事上。 行政人员的发展也是专业性的，很多行政岗位也不该由教授来担任，这样对行政人员也是公平的。 经过985和211工程建设，我们基本把握了现代一流大学的建设规律。尽管大家谈到了一些问题，但我还是看好未来国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因为中国有接近3000所高等学校，虽然我们有一些局部问题，但是我们毕竟发展很快，也出现了很多可以支撑未来国家发展需要的新型高等教育模式。 这种创新的活力肯定是来自于高等学校，我国高等教育也进入到普及化阶段，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看好高等教育呢？ 一个人受到更高层次的教育，以后他（她）思考的角度肯定是不一样的。这得益于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得益于我们对高等教育规律的把握。但现在我们的校领导以及很多处长是不是都是教授了？ 很多学校各个岗位的领导都是教授，在我读研究生的学校——现在是最好的985之一——当时的校长就是副教授。 我们管后勤的校长要不要是教授？现在我们对教授有所限定，那么我们对行政岗位也需要有所限定。 比如说，我们在学校设立一些学术性的行政岗位，副校长大概有10来个，比如5个以内可以有教授，5个以外可以不是教授来当。 我们需要思考一些这样的制度设计。 校学术委员会既是大学学术决策机构，也是二级学院政策的制衡机构。 学术委员会可以平衡各院系、各学科的发展，监督、制衡院系的学术决策，形成健康学术治理机制。 为突出育人功能，学术委员会主席应由大学章程规定，由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担任，成为全校最高学术首脑，即首席学术官。 我觉得，我们下一步是需要认真考虑到这种制度设计的议题，我们需要好的、更加健康的学术评价。 单纯的学术评价可能也有问题，单纯的行政评价也可能有问题，我们需要探讨它们之间的结合。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陆亭研究员在“2019镇江·长江教育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已经马陆亭研究员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