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雪涛-大学中国模式：逻辑要义、基本特质与文化效应

自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2004年5月发表《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一文后，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的“显学”。这种背景下，国内外学术界也开始了大学中国模式的讨论。西方学者斯蒂芬·哈珀认为，“中国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与改革历程中积累而成的一个特殊综合体”^［1］。本文所讨论的“大学中国模式”，也特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大学在改革发展中所呈现出的独特发展理念、独特动力机制、独特制度安排和独特发展经验的综合体。

1.大学中国模式的历史逻辑

大学中国模式虽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它的形成得益于我国深厚的历史积淀。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进步显示，中国当代发展的动力根源主要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而非转向西方世界。^［2］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学术界的“大学叙事”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就是以西方现代大学或追溯西方大学源流为根基来建构大学的认知与想象。不可否认，我国现代高等教育是借鉴西方大学的产物，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制度安排。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引入西方大学制度的过程中，中国本土的学术文化传统虽然受到强烈冲击，但并没有被域外文明取代，而是通过与西方学术文化的对话和交融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成功转型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清末民初，许多有识之士都倾向于要将本土学术观念与域外制度安排相融合。梁启超曾经提出道德主体与知识主体不可二分的观点，用来修正西方科学主义的大学理念。章太炎讲道：“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方法只得跟别人学。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3］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中国学术文化的主体性问题仍然是新制度建设者的重要关切，并以此贡献出了中国自己的现代大学叙事体系。蔡元培提出：“学者言其进化最高级为各具我性，次则各具个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4］

特别要提及的是，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高等教育制度，这种制度“基本没有受到西方大学价值观的影响，保持了革命传统和中国传统认识论的某些特征”^［5］。新中国成立后最初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大学现代性的替代性方案，但是高等教育的“延安道路”依然得到延续，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着“大学的革命模式”。^［6］大学的革命模式虽然在正规化、专业化方面存在不足，但其释放出的文化意义是巨大的，这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建立文化自觉的一次大胆尝试。

综上所述，在近代中国引进域外大学文明的过程中，中国的学术传统并未退场，而是发挥了文化黏合剂作用，从而能够有效地将域外制度嵌入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延安道路”所表达出的大学叙事在客观上起到了消解西方现代性文化霸权的作用，从而使中国大学的现代转向始终保持自身的特色。正如西方学者所言：“中国模式具有自身的特点，那就是今天的改革还在延续过去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和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虽然这一传统有所弱化，但是其仍是形塑中国模式的主要力量。”^［7］

2.大学中国模式的理论逻辑

(1)多元现代性理论。

多元现代性理论是一种新的现代性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的同质化倾向，认为现代性的实现可以有多种路径。多元现代性理论“一方面强调现代性作为一种独特文明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强调其中的具体制度和文化模式具有巨大的可变性和易变性”^［8］。多元现代性理论对单一现代性的普世主义进行了批判，反对将欧洲的文明、历史和知识作为普遍的文明、历史和知识投射给别人。^［9］多元现代性的学者认为，现代性的终结只是针对西方而言，东亚及世界其他地区正在追求他们自己民族文明的现代性。^［10］

按照多元现代性的观点，单一现代性的大学想象和发展逻辑，表面上提倡的是客观、公正、文明、进步、民主、自由等普适价值，但其背后则隐藏着西方大学的文化霸权与话语暴力。多元现代性的这种对西方大学话语体系及权威的挑战，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大学中国模式的历史必然性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正如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所言：“中国正创造一个和西方现代民主相对立、适合中国历史与社会的政治模式，就如同美国在两百多年前，创造了其历史与社会的一个模式。”^［11］

(2)高等教育生态学理论。

英国剑桥大学前副校长阿什比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高等教育生态学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大学发展与生物进化类似，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双重作用的产物；大学中一些新的形态出现，都要经过更新或杂交的过程，当一种基因进入新的环境时，形态就会发生变化。^［12］阿什比研究发现：19世纪后随着自然科学进入大学，英、法、德等国家的大学虽然还保持部分共同理想，但它们都根据所处社会环境调整了自己的模式，形成了各自民族的特色。^［13］阿什比还发现：英国在向殖民地国家移植大学模式后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原因在于英国大学的种子与输入国的社会土壤不相匹配。据此他提出大学必须满足两个生存条件，一是要保留原有大学的传统，二是必须适应自己所处的社会。

高等教育生态学对于大学中国模式形成的必然性具有重要的解释功能。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美国、苏联等国的大学模式都曾不同程度地被引入我国。这一过程中，有很多在国外实行的比较好的制度安排，引入我国后因为存在文化基因不匹配或种子与土壤不适应等问题而导致夭折的现象非常普遍。而那些引进的比较成功的理念与制度安排，无一不是将域外的枝条嫁接在中国本土文明的大树上，借助这样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种子与土壤不匹配的生态学难题。

(3)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理论。

由于历史和社会等因素，大学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表现出高度的不平衡，客观上存在“中心大学”和“边缘大学”两个体系。但是中心大学和边缘大学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发生转移。意大利曾是世界上第一个高等教育中心，后来陆续转移到了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分析这几次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成因可以发现，有如下四个要素起着关键性作用：一是转移目标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二是转移目标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达到较高的程度，社会稳定、思想活跃；三是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过程中，转移目标国的政府和民间力量都曾发挥重要的作用；四是转移目标国在大学理念和制度安排上重视学习借鉴，更重视自我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大学模式和发展道路。

近代以来通过借鉴西方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大学，曾长期处于世界大学体系的边缘，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的依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逐步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大学在规模、质量和效益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如今已有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可能。面对新时代的新情况和新要求，完善大学中国模式的结构、宣传大学中国模式的成功，理应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3.大学中国模式的实践逻辑

大学中国模式的核心要义，就是通过来自基层的改革实践来建构与检验大学模式，而不是从预设的理想结构出发。我国学者提出的“实践社会学”理论认为：“真正的社会事实，或真正的逻辑，只有在实践状态中才能呈现出来，才不会被所谓的结构所遮蔽。”^［14］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具有增量改革的典型特点，即在原有的结构之外加入一种新的结构，形成新旧并行的制度安排。这种特殊的改革方式，使我们无法从过去的理论中找到依据，也无法从域外直接引进相关理论，而必须探索出一条自己的高等教育改革模式。

改革实践证明，大学中国模式作为一个新的制度安排，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一方面，大学中国模式促使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供给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等发布的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仅有普通高校625所，2016年达到2596所。1978年高校在校生人数为86.7万人，2016年达到2795万人。197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5%，2016年达到42.7%。1982年我国高校在读博士生仅为13人、在读硕士生为5773人，到2016年在读博士生达34.2万人，在读硕士生达193.9万人。

这种规模扩张速度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都是奇迹。另一方面，大学中国模式也促使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2016-2017年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中，进入排行榜的全球980所大学中，中国大陆占52所。排行榜主编菲尔·巴蒂称：亚洲正在演变成超级教育地区，尤其是中国，与欧洲形成强烈对比。^［15］1978年，来华留学生为432人，到2016年外国留学生数量达到44.3万人，成为世界留学市场新的增长极，而美国2016年录取海外学生数量同比下降了3.5%。^［16］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实践足以证明，大学中国模式是一个有效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方案。

1.大学中国模式具有独特的设计理念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设计出了一条新的现代化方案，也终结了长期以来大学理念中存在的“学术模式”和“革命模式”的二元对立，邓小平“三个面向”精神成为大学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大学理念变革始终与我国新的现代性方案高度契合，并根据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试和修正自己的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方面，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大学的设计理念无疑具有“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典型特征，外部逻辑成为制约大学理念变革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我国大学新的设计理念也具有“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特征，内部逻辑也主导着大学制度的变迁。许美德曾这样评论说：“改革使中国大学获得了比1949年革命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大的自主权，而且中国的学术自由在最近几年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17］认识论大学理念重新回归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国大学加入了全球化的知识生产体系，西方现代大学理念中的部分合理成分被我们接纳；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得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大学现代转型的文化遗产得到弘扬和发展。概言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大学理念变革既是外部逻辑导向的结果，也是内部逻辑推动的产物，双重逻辑同时发生作用并达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大学理念变革的双重逻辑，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超越了政治论与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分野，创造出了大学理念变革的中国模式。

2.大学中国模式具有独特的分权模式

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和总体性社会格局下我国大学外部治理表现为典型的“中央集权模式”和“政府控制模式”。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分阶段实施了分权改革。同一时期，世界银行也在与40多个国家合作推动高等教育的分权改革。^［18］但是我国高等教育分权改革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央地关系”和“府学关系”这两个向度上都形成了大学分权改革的中国模式。

(1)在“央地关系”向度上形成“强中央”与“强地方”并存的分权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不断向地方下放决策权和管理权，高等教育也进行了相应的分权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提出要“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办学的体制”。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要把大学治理的部分“决策权”和“统筹权”下放给省级政府。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形成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为主的新体制”。

在分权化改革中，中央政府也通过税制改革、人事任免、政策引导等手段不断强化宏观调控能力。这种新的“央地关系”模式使中央不能简单地依靠命令让地方服从，地方也不可能忽略中央的意志而完全自行其事。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如果得不到对方的合作，就都不能把事情做好。^［19］这种新型的“央地关系”在大学外部治理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比如，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大学数量虽然很少，但这些大学几乎都是精英机构。再如，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将一些项目的审批权和管理权下放给省级部门，但是中央部门仍然具有总量控制和审核备案的权力。西方大学的分权改革总体而言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分权，即权力的转移，大学治理权由较高层次的政府机构转移给了较低层次的政府机构，转移出去后高层机构就不再拥有相关权力。而我国大学分权改革近似于权力和责任的分散，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责任、共同拥有权力。这种权力分散型改革，增加了省级政府统筹高等教育发展的权力，但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和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从而形成了强中央与强地方并存的新型分权模式。

(2)在“府学关系”向度上形成了“强政府”与“强大学”并存的分权模式。

改革开放后，政府开始逐步向企事业单位下放权力。1979年12月复旦大学等四所高校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呼吁扩大高等学校的自主权，并在全社会引发一场关于大学自主权的讨论。^［20］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指出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通过立法明确高等学校的权利和义务，使得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办学的法人实体”。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并拥有七项办学自主权。

我国大学治理在“府学关系”向度上的分权改革，也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分权模式，而具有我国社会转型的典型特征。我国社会转型和其他转型国家的道路有很大不同，苏联等国开展的市场化改革直接引进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并采取“休克疗法”，使政府迅速退出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领域，形成了“小政府”的治理模式。而在中国的改革中，政府始终主导着制度变迁的主动权。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现代化是政府主导的现代化。对于这种特殊的现象，俞可平认为，如果要从“国家—社会”或“政府—市场”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恰恰是利用了政府的主导作用。^［21］这种制度环境下开展的“府学关系”向度上的分权改革，也与“央地关系”向度上的改革相似，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和责任的分散，在大学自主权得到提高的同时，政府的权威也同时存在。在这种特殊的分权模式下，政府已经不能像以往那样直接控制大学的办学和管理，而大学也无法离开政府特有的规制生存与发展，政府和大学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相对平等的对话关系和协商机制，形成了强政府与强大学并存的分权模式。

3.大学中国模式具有独特的动力系统

伯顿·克拉克在对多国大学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有三种力量分别主导着大学发展，即国家权力（State Authority）、学术寡头（Academic Oligarchy）和市场（Market）。他根据主导力量的差异，将各国大学分成若干不同类型。^［22］由于我国大学具有特殊的分权模式，这决定了我国大学的发展不是单一力量在起作用，而是多种力量形成了一个类似动车组的复合型动力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如下四种力量：

(1)中央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引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通过竞争性磋商和绩效评估等方式确定和实施各类重点建设项目。纳入中央政府部门重点建设的高等教育项目一般会带来如下的收益：一是获得品牌的收益，二是获得宽松政策的收益，三是获得专项支持经费的收益。在这些收益的驱动下，各地区和各大学都会积极参与到重点项目的竞争中来。正是通过各种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中央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在分权改革的背景下仍然产生了强大的引力，将分散在各地且数量庞大的大学群体凝聚在一起，朝着一个整体性发展目标前进。福山在《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的演讲中提到，中国改革开放后能够取得今日成就的关键，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23］

(2)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政策落地的“增力”。

中央的高等教育政策是面向全国的，所以一般都是宏观的，只是规定了最低的标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如果哪些省份搞得好，就会被中央选定为“试点地区”，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通过这种政策落地手段，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出台更高标准的地方高等教育政策，从而形成了中央政策的“增力”效应。譬如，为了能够获得国家级重点项目，各省份和自治区都会培育和扶持省级重点建设项目，提升这些省级项目的核心能力，以便在区域间的竞争中占有优势。正如郑永年教授所指出的：“在中国市场上竞争的主体，与其说是一个个企业，不如说是一个个地方政府。中国的市场经济，首先是由于地区间的竞争推动的。”^［24］

(3)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推力”。

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大学发展的机制也突破了单一的政府驱动模式，市场供求关系及其运行机制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有效地推动了大学的改革发展。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推力主要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一是社会资本通过独立办学或与公立学校合作大量进入高教领域，带来了巨大的高等教育资源增量；二是通过引入市场机制盘活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存量，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水平；三是市场的需求对大学办学定位、专业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评价标准的影响越来越大；四是教师的部门和地区所有制被打破，形成了院校间和地区间的竞争性人力资源市场。

(4)大学追求卓越产生的“内驱力”。

我国大学的改革既是政府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所推动的产物，也是大学自身追求卓越的内驱力所激发的结果。我国大学之所以产生追求卓越的内驱力，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制度环境的变化。随着办学自主权的逐步落实，每一所大学都可以通过更高的目标定位、更好的规划设计、更灵活的体制机制和更强有力的外部公共关系来不断促进自己的发展，从而赢得政府支持和社会认可；二是独特的干部任命机制。我国大学的主要领导是上级任命的，代表党和政府领导与管理大学。在干部流动的制度下，很多地位较高的大学的副校级领导会流动到地位稍低的大学担任正职。这部分校领导因为长期在精英机构工作，因而具有复制原有机构经验的倾向，着力提高新任职单位的学术能力；三是大学分层的压力。我国大学的分层既是政府政策主导的，也是由院校表现决定的。为了实现学校的内涵发展，在大学分层的竞争中获得先机和优势，各个大学就必须不断提升学科、专业和师资水平。

4.大学中国模式具有独特的内部治理结构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内部治理从垂直层面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是权力集中在学校董事会或行政层面，二是权力集中在基层学院。大学内部治理从水平层面可以分为三种典型模式：一是大学治理的官僚模式，这种模式的主导权力是行政权力，治理过程按照理性的、层级化的、程式化的和例行化的标准执行，重视秩序和效率；二是大学治理的同僚模式，这种模式的主导权力是学术权力，根据分享的、参与的、共同规则的、团体意见一致的原则进行；三是大学治理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将大学内部决策作为一个不同利益相关者讨价还价的结果。以上述不同的治理类型分析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可以发现，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模式，这一模式可以表述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从而在大学内部治理中实现了集中领导与分布式管理的结合，实现了行政管理、学术管理和民主权力的统一。

我国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制度安排的核心内容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法律和政策赋予的制度安排，是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这一制度安排有效地保证了大学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有机衔接，使得党和国家的高等教育方针政策可以迅速、有效和全面地得到落实。我国大学党委的组织功能不同于西方大学的董事会，西方大学的董事会成员多数由校外人士组成，只是负责部分重要事务的决策，而我国大学党委对学校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有领导责任。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大学在内部治理体系建设中也高度重视发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群体和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的作用。大学内部治理的中国模式体现了三种不同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一是具有科层管理的特征，学校的党委、校长、校机关职能部门、二级学院、学院下属的系所，形成了典型的科层组织系统。这条管理通道的运行机制是自上而下的，上级发布指示和命令，下级服从和执行；二是体现了学术管理的特征。我国大学学校层面的学术委员会以及下设的各种专业性委员会，在学校重大学术事务上具有审议、咨询和决策的权力。在二级学院也成立了接受校学术委员会领导和指导的专业性委员会来负责学院学术事务的决策。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性。三是具有民主管理的特征。学校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表决学校的经费预算、基本建设等重大事项；在学校制定和实施新的管理规章制度的过程中，也要按照党的“群众路线”原则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学校中层以上干部的任免和考核等工作中，民主测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5.大学中国模式具有独特的发展机制：实践理性与渐进式改革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学集中遭遇了全球认知与本土认知、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行政治理与学术治理的冲突。为解决这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难题，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种坚持“实践理性”的策略，即不从书本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拿事实说话，不搞无所谓的争论。正是这种依据改革实践效果为标准的评判机制，使得我国大学在一开始就试图走自己的路，而没有简单地“模仿”、“跟随”和“依附”西方现代大学，因而也创造出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种新典范。

从改革策略来看，我国高等教育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路线，从而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渐进式改革具体表现为：一是“体制外改革”。比如，鼓励民办高校的发展和支持中心城市办大学，支持公立高校运用金融、信贷以及与民间资本合作来提高资源供给能力；二是“增量改革”。比如，在解决大学生统招统分问题时采用了这样的策略，原有公费生制度不变，但是增加自费生这一新的变量，在双轨制运行一段时间后再实行并轨；三是“先试验后推广”。比如，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提出的“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就是经过多年的局部试点，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制度供给路径形成的。渐进式的改革有效避免了不同高等教育发展观点的争论，也降低了争论的强度，因为照顾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关切和诉求，容易形成改革共识，降低改革的阻力和成本。渐进式的改革策略也有利于党和政府主导和调控改革，可以将试点中不成功的做法快速调整过来。

1.大学中国模式的内在文化效应

大学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我国如果没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一流大学群体，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无法顺利实现。习近平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但在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声音。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需要将西方大学特别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规则、思路和组织方式快速引入我国。这种依附性的大学理念与制度创新思维往往蒙上高等教育国际化、全球化的外衣，而变得似乎难以抗拒和挑战。而事实证明，非西方国家的大学无法依靠域外大学模式实现从边缘向中心的转移，模仿或简单移植的方式只能成就个别大学，而无法实现整体超越。作为拥有超大规模高等教育的国家，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有勇气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大学想象，珍视我国大学的文化传统和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起来的大学发展经验，走自己的道路，高度认同大学中国模式的内在文化价值，不断创造和发展出适合我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大学制度安排。唯其如此，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才会取得实效，才能真正起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历史使命。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的国权，我们的国格，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我们的民族独立，关键是道路、理论、制度的独立。”^［25］

2.大学中国模式的外在文化效应

大学理念及其制度安排，反映着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构成了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共识”的提出者库帕·雷默指出：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后，必然开始不断积累“声誉资本”。^［26］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指出：“随着中国跃居世界首位，其领导人最关心的就是中国文明及文化应当如何为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27］在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后，传播大学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提高大学中国模式的国际认同和吸引力，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工作者的一个重要责任。许美德也指出：“中国教育工作者在未来十年内任重而道远。他们不但要传播中华文明传统中的教育精髓，而且还要阐明自邓小平提出中国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来30多年中教育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28］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中国模式必然会拓展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途径，为高等教育的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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