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照锋：智库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组织特征、职能使命及发展对策

摘要：文章通过考察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功能属性与发展历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取向与发展趋势、高等教育智库的理论探讨与现实实践，发现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与智库关系密切。智库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体现出机构设置灵活、人员构成多样、重视问题导向、成果多渠道传播等组织特征；职能使命主要体现在推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应用型人才培养、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决策咨询并引领社会舆论方面。基于此，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应通过以下实践进一步拓展其“生存空间”：明确服务范围，打造特色研究领域；依托政府及相关专业组织协作，有序推动高等教育智库建设；强化数据库与平台建设，重视研究成果的转化推广；扎实推进院校研究，提升研究人员的决策咨询意识与能力。

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高等教育智库；组织特征；职能使命

智库比较权威的界定出自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博士团队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该报告指出，智库是分析参与公共政策的研究组织，针对国内和国际重大问题进行政策调研和咨询，进而引导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做出明智抉择；它可以是附属的或独立的稳定组织机构，但不是临时组建的委员会，在学术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将应用和基础研究转化为决策者和公众能够理解的话语系统，为公众利益发声；依据隶属关系可分为自主独立型、半独立型、官办型、半官办型、高校型、党派型与企业型等；高校智库是各国智库体系的主体。可见，智库的研究特征凸显问题导向，研究成果重视转化传播，研究立场坚守公共利益，组织机构稳定且类型多样。“二战”以来智库主要关注军事战略、国际外交、经济改革等领域的问题，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和公众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才开始正式出现专门的教育智库。该时期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其所导致的各种问题直接推动了美国一批大学创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到20世纪90年代末已有50多所大学可颁发高等教育博士学位。反观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功能属性与发展历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特性与发展趋势、高等教育智库的理论探讨与现实实践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与智库关系密切。

第一，二者都高度重视决策咨询功能。2004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设的意见》，这是关于该方面的唯一官方文件，其专门强调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应承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相关研究，同时为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另外，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回应实践的发展逻辑与智库产生发展的动力相一致。我国首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高校成立的高教所）正是致力于为国家和本校改革发展提供决策咨询，回应“打破苏联单科理工高校办学弊端，如何科学发展高等教育”的现实需求而产生的。其中，1980年原华中工学院成立的高等教育研究室是典范。而21世纪初引进的院校研究正是有效回应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社会问责、高校内部科学管理的实践需求才受到欢迎和认可。目前，我国59%的本科高校设有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且多数定位为院校研究机构，而院校研究的核心功能正是决策咨询。

第二，高等教育研究跨学科、问题导向、政策驱动的学术取向与智库的研究范式相契合。跨学科研究是国内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共同特征，并且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潘懋元先生曾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热点问题的转移基本上与高教改革发展是同步的，并且重视服务实践与决策引领，这反过来也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作为应用性特征鲜明的高等教育研究，若不能与教育实践、决策建立起相互依存的亲和关系，就很容易陷入“知识乌托邦”而孤芳自赏。欧洲高等教育研究者协会主席乌尔里希·泰希勒（UlrichTeichler）也认为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政策及实践之间没有明晰的界线，高等教育研究中最令人兴奋的也正是二者的结合及相应研究者身份的重合。纵观世界范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整个教育领域重心的一个重要转向也正是教育政策研究。实际上，受知识生产模式Ⅱ、大科学、后学院科学发展趋势的影响，知识生产愈发强调情境化、跨学科性、协同性与社会责任，这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型。通过表1我们能够看出相关研究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表1  不同背景下相关研究类型的特征对比

第三，二者的内在关系已引起高等教育研究内部学术共同体的高度关注，部分知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已明确智库的定位并实施相关举措。2013年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协作组会议上，30余位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就“高教研究的走向与高教研究机构的责任——高教研究的智库建设”展开深入讨论，反思如何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成高等教育智力体系中的重要力量：王保华、周光礼、刘文霞等学者主要以知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为例，讨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转型发展与智库建设；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也明确提出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实践问题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抓手形成合力积极推进高等教育新型智库建设。目前，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搭建的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中心、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组建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研究院、浙江大学建设的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等全国知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已明确高等教育智库的目标定位与发展愿景。并且，部分已入选“中国智库索引”2017—2018年首批来源智库。另外，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集中在高校，而高校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雄厚、研究领域稳定、人力资源聚集、学术独立性强、重视人才培养等独特优势更有助于其智库建设，这也正是世界众多知名智库集中在高校的原因。据《全球智库报告2017》显示：全球顶尖的90家高校智库中仅美国就占据30%，涉及14所大学的27家智库，这与世界知名大学集聚在美国关系密切。反过来，这些智库也有效提升了大学的学科影响力、人才竞争力与社会知名度。

智库背景下的研究范式更加强调问题导向、协同创新、情景应用、决策咨询等，随之必然推动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组织结构的调整与职能使命的重塑。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组织结构方面体现研究机构设置灵活、研究人员多样、研究方法多元、研究成果多渠道传播等特征，其职能使命体现在决策咨询的实践中提升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增强培养人才的应用性、引领社会舆论导向等。

1.研究机构设置既相对稳定又灵活调整。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一般常设机构包括委员会、行政办公室、研究中心、科研平台、对外传播等部门。委员会是最高决策机构，以专家学者为主，拥有重大事项决策权；行政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管理；研究中心为主体部分，一般根据研究项目构建机动灵活的研究团队；科研平台包括数据库、挂靠机构、研究基地等；对外传播部门负责成果的汇编、整理、出版等。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是代表性案例，它定位于建设国家级高等教育智库，实行理事会领导和学术委员会指导下的中心主任负责制，其中学术委员会由18位知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组成，并专门设置管理委员会与行政办公室负责运营。中心依托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目前设置了6个创新平台和18个协同创新团队。

2.研究人员背景多元。这是由高等教育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决定的，也是基于研究成果与教育政策话语体系差异的现实考虑。正如英国比较教育先驱迈克尔·萨德勒（Michael Sadler）所言：“教育专家是必需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教育以外的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不可缺少一样。但是如果教育仅仅靠教育专家的评判作指导，那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知名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该方面已经有所彰显。欧洲著名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都是交叉学科中心或跨学科中心，人员多来自公共管理、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科学学等学科领域；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评选的第4届56个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专兼职人员均为13人左右且兼职人员以具有丰富教学和管理经验的教授为主。同时，在人员管理上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具有完善的聘任与流通机制，以保证政策制定者与智库研究人员的有效互动。

3.研究选题凸显问题导向，重视研究过程的独立，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智库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选题强调结合高等教育改革的现实需求、政府部门的政策诉求、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并且，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前期选题的确定强调基于大规模的社会实地调研，尽可能保证研究选题的理论指导与政策咨询价值。其中，保证研究选题高质量完成的关键是保持独立性。但由于智库依赖外界资助难免带有某种价值倾向，尤其是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高等教育问题更是如此，因此独立性更多体现在研究过程不受外界干涉。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联盟基本一半的研究经费来自联邦教育部，其中仅2005年就获得联邦教育部1800万美元的资助，但其研究依然坚守研究的客观立场。正如世界顶尖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所言：“我们相信很多资助者在学术和资金方面都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但是最终必须由我们的专家决定研究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另外，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研究的有效开展十分注重运用跨学科视角，强调实地调研、案例分析、深度访谈、文本分析、长期追踪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据统计，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联盟完成的重大研究项目中58.97%的持续4年以上，甚至长达13年。

4.研究成果形式多样且重视多渠道传播。在信息化社会，倘若研究成果不注重宣传推广，其社会效应将会大打折扣：或成为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讨论话题；或逐渐淡出公众视野，最终无人问津。智库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高度重视研究成果的多渠道传播，其核心目的在于扩大社会舆论影响力，间接或直接地影响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相关问题的客观认知，引领社会舆论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多渠道传播离不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研究成果的多样化支撑。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一般包括专题报告、政策简报、时讯评论、演讲访谈，甚至直接给政要写信等多种形式，其传播渠道主要包括定期举办高层次学术会议、专题论坛、新旧媒体相结合、参与国际会议等。总之，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热点问题的转移基本上与高教改革发展是同步的，并且重视服务实践与决策引领，这反过来也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1.提升高等教育研究的服务能力，推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学科研究是根基，决策咨询是绿叶，根深才能叶茂。麻省理工学院下设的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位列世界顶级高校智库82位，其背后主要是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强势学科的有力支撑。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在依据学科建制配置资源的模式下，不建设完善的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就难以提高其服务的专业化品质。目前，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年轻学科依然处于学科建设阶段且学科地位饱受争议，学科研究尚不能有效支撑决策咨询。智库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注重问题导向、强调决策咨询、开展跨学科实证研究，这有助于提升高等教育研究的服务能力，推动研究范式转型，在专业知识系统创新转化服务的过程中能够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争取更多资源支持，进而凝练核心主题概念，构建理论体系，促进学科建设。

2.提升高等教育政策领域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智库普遍重视人才培养，这是它赖以生存的根基。即便像兰德公司这类非高校智库，早在1970年就成立了兰德研究生院致力于智库人才培养，并且它还是美国最早一批设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生培养项目的8所机构之一，能够授予博士学位。欧美国家正是由于智库与公共政策学位项目的相互促进，培养了大批专业政策分析人才，进而有效提升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程度，从而形成了“公共政策分析”这一稳定的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承担高等教育领域专业政策分析人才培养的重任，开展决策咨询服务有助于学生接触了解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进而提高人才培养的应用能力。从长远看，这能够为未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输送潜在优秀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者、制定者与实践者。

3.提供专业的决策咨询服务，助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正面临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实施“双一流”建设、引导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迫切需要高等教育智库协助相关部门做好政策的顶层设计。智库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更加强调对重大问题开展系统调研，形成高质量的咨询报告，以提升高等教育决策的科学性。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牵头开展的“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重大前瞻性课题是个范例，尤其是其提出的“三步走路线图”为“双一流”建设方案提供了重要参考，得到有关部门采纳。另外，河北科技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立足区域与院校需求，在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大学章程编制、“百年名校”规划制定、学部制改革、拔尖人才培养等方面已发挥重要的决策咨询作用，服务院校或区域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4.传播客观公正的思想舆论，引导社会公众正确认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及其相关问题。美国新闻署的研究报告表明：真正主导舆论的人群不会超过总人口的5%，另有10%的民众起着某种配角作用，剩下的85%都只是盲目追随者。这说明社会公众易受不客观的舆论误导，尤其是在信息化社会更是如此。目前，社会公众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态势存在相对盲目认知，这无形中对高等教育改革与相关政策的有效推进形成巨大阻力。因此，在深入剖析高等教育领域热点难点问题的基础上客观引导社会舆论是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重要使命。教育智库的真正作用既体现在政府对研究成果的采纳上，还体现在如何影响社会、推动公民参与治理上。实际上，其间接作用可能更大。但参与引领社会舆论具有双面性，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应牢记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是用专业的、独立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丰富思想市场，触发公众讨论，引导客观公正的社会舆论导向，绝不是传话筒式的虚假“意见领袖”，绝不是有组织的“秘书班子”，不能仅仅停留在为政策做“注脚”的层面上，更不能哗众取宠误导公众，否则会产生不可弥补的负面社会效应。并且一旦失去社会公众信任，其信誉短时间内难以重新建立。

面对第四轮学科评估与“双一流”建设的影响，智库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合理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明确发展定位与职能使命。同时，相关学会组织、政府机构、所属单位协同参与建设，共同拓展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生存空间。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包括独立型、附属型、合署型等多种类型，且主要分布在不同层次高校，它们在服务对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研究基础等方面差异显著。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应明确服务对象与职能使命，树立精准意识、品牌意识，体现出独特的生存价值和发展空间。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崛起正是立足理工科高校办学的现实诉求，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研究与实践方面产生较大影响；云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研究院立足地缘优势与史实打造民族教师教育、东南亚高等教育、西南联大研究等特色研究领域。此外，美国有影响力的新生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也正是立足高等教育领域特定问题，精准发力做深入持续的追踪调研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如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2000年成立关注全球私立高等教育的研究中心，华盛顿大学2002成立持续关注全球博士生教育的研究中心，目前它们都是该研究领域的佼佼者。总之，类型多样化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需立足实际走差异化发展之路，精选研究领域，深耕细作，打造研究品牌。

高等教育智库建设是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转型发展的重要目标与内在使命，但高等教育智库建设切忌简单更名、盲目跟风，需政府及相关组织有序推进。第一，高等教育智库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同类型机构需合理定位。为此，潘懋元先生曾指出，应允许层次性智库的存在，学校智库满足微观的校本研究，地方性智库满足地方性决策需要，全国性智库满足国家宏观问题研究的需求。第二，政府相关部门需发挥引导作用，逐步构建政府部门、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媒体、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政策网络，形成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提高决策咨询的前瞻性、民主性、科学性。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于2017年6月专门召开全国18家顶级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座谈会，专门协商研讨高等教育智库联盟建设事宜。高等教育司应加强实施后续相关举措，在人员“旋转门”制度通道、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转型发展基金支持、决策咨询论证程序、信息资源共享等方面形成长效机制。第三，中国高教学会及其下设的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院校研究分会，以及全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协作组和知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需充分发挥组织协调、沟通交流、带头示范作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已明确提出发展建设高等教育新型智库的愿景；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与院校研究分会作为全国顶级专业的高等教育研究学术共同体可充分利用协会平台，在引领研究范式转型、提升研究人员决策咨询意识、协同开展专题研究、发布高质量研究成果等方面积极发挥联动效应；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协作组应引导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另外，中国高教学会连续五届评选出的200个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智库作用，值得不同类型的研究机构借鉴学习。总之，我国应在外部政策引导与内部学术范式转型的共振中有序推动高等教育智库建设，不可为了谋求利益导致高等教育智库建设的泛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数据库与科研平台能够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开展研究提供强大后盾，也有助于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与转化率。如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全球大学学术竞争力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提交的“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从GDP角度预测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等系列咨询报告得到国家领导人、相关部委的肯定和采纳。浙江树人大学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研究院构建的全国民办高等教育研究数据库自2012年起连续6年发布《中国民办本科高校及独立学院科研竞争力评价年度研究报告》，已经成为学生、家长、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评价民办高校的重要依据。对于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可以立足服务范围确定研究领域，打造多样化的数据库与科研平台，逐渐形成跟踪式的系列研究报告，进而推动成果的转化传播，扩大社会影响力。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的转化推广一般包括服务于特定问题决策的工具性应用、为某种政策立场提供注解的符号性运用、为重新界定问题提供新思路的概念性应用三种类型。面向中央政府、省级政府、高校层面的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应结合研究成果类型，加强与新旧媒体有效互动，有条件的可专门成立对外传播部门，增强社会舆论引导效应。并且，上级部门也需尽快疏通成果报送渠道，明确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参与决策咨询的法定程序，保证好的研究成果能够及时报送核心决策层。

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产生生存危机的重要原因是服务意识薄弱，依然坚守传统的学科本位，相对忽视研究成果的转化，没有有效发挥应用价值。正所谓“有为才有位”，有贡献才能有生存空间和具有不可替代性。考察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客观情况发现，少数重点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相对适合走学术化的发展道路，另外大部分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应逐步转型为院校研究机构，承担管理研究与咨询等职能。多数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首先应从定位所在院校的智库做起，从基层的院校研究做起，搭建校本数据库和信息库，这不仅有助于提升研究人员的决策咨询意识与能力，也有助于革新研究人员的学术思维、转变话语体系，自下而上撬动高等教育研究学术范式的转型。院校研究重视问题导向、定量研究、决策咨询的功能与智库背景下的研究特征相吻合，再加上高校内部管理与决策科学性的诉求不断增强，可以说扎实推进院校研究是多数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生存之道、立足之本。以院校研究为基础，有助于高等教育研究人员熟悉决策咨询的基本程序，提升决策咨询的基本能力，这也为参与更高层次的决策咨询打下坚实基础。上海交通大学发展规划处正是在扎实服务本校学科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受到上海市教委的关注，应邀参与起草上海市“高峰高原”的学科规划设计。